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原标题：[社论]是否“死亡税率”，企业均亟待减负）

 近日，“死亡税率”问题引发争议。

“死亡税率”的说法，源自于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今年做的民企税费负担社会调查。依据4个代表性城市的实地调研与宏观数据分析，调查显示企业实际税负约为40%，依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去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7.8%，而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不足10%，因而其称之为“死亡税率”。以国税局专家为代表的驳斥则以IM F的宏观税负指标来计算，指出按大、小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都比发达国际及一般发展中国家要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是因为前者是以企业所缴税费除以销售利润(官方统计数据中分母为企业营业收入)，而后者的分子分别是政府全部收入和税收收入，分母都是GDP。

企业和政府两个不同的指标计算角度，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果，此中有口径原因，也存在统计陷阱。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否认，目前的税制需要改革，中国企业需要减负，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急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10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3%，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新低，而民间投资增速仅2.9%。与此同时，除了“死亡税率”说，有两位民营企业家的说法同样引起了公众关注，一位是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他表示营改增没有为其带来税费负担的降低，部分收费如环保经费还大幅增加了；另一位则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其计划花10亿美元到美国建厂，因中国除人工外，土地、运输、能源成本都高。企业天生有营利本能，商人必然趋利，与其带着民族主义情感去作一些情绪化争吵，不如正视这两位企业家不约而同的言行所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此前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并没有(至少尚未)起到预期的效果，而这样的状况若持续，必将会影响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90%的税收是由企业承担，从决策层到平头百姓，从税局到企业，都认同要减税。近年也推出了如结构性减税、营改增等企业减负措施，而从学界以及以上述两位企业家为代表的民企声音来看，效果未如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值税需要销项税减进项税才能抵扣，而有三分之一的税收无法抵扣，如人工成本等。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很多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状况，这些都会转化为实际税负。除了增值税本身的问题，因执行者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征收环节民企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由于税源随着经济下行而收缩，更会增强收缴非税收入的动力，所以，基层借机增税或税费此消彼长是存在的，这些都造成了企业实际负担的增加。况且，我国增值税率本身也不低，除极少数小规模纳税人的3%外，其余为6%、11%和17%，而日本仅为5%，新加坡为7%，越南与韩国均为10%。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税制一直被诟病的70%间接税结构。由于以往最主要的两大税种(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间接税，即使营改增后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结构，其转嫁与累退属性让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增大了税收不公。大部分国家的税收都是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的，而所得税则与利润相关，无利润就不用征所得税，这样有利于鼓励企业发展。而增值税的征收不以企业是否盈利为转移，若以增值税为主，企业在困难时期负担会特别大，而且可能会先考虑节流式缩减成本，从而给开源式发展造成障碍。

无论采用何种口径、中国的总税率是否“死亡税率”，都必须承认中国企业需要减负。这不仅是税率高低的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税制设计与征收程序问题，税制改革不应是修修补补，应是游戏规则的重制。英美等国均在酝酿减税措施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全球减税风潮即将掀起，时间不多了。